DQZHAN讯：战略性新兴产业央企如何布局？国企、民企“联姻”？
下篇：平衡与重构
上篇中，本文主要将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背景下的产业布局情况以及结构失衡的原因作以梳理和归纳。当前，根据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身特性与技术状况，战略性新兴产业可分为三种类型：**类，如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类，是以大飞机、高铁、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业;第三类，则是以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代表的市场竞争性产业。
未来，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调整方向还需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具体运作。
新能源产业
走出低端“内耗”
2015年4月21日，媒体报道称，在原本天威集团为“11天威MTN2”支付利息的当天，债权人收到的却是未按期付息的公告”，其控股方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下称兵装集团)是否出手相救，成为外界争论的焦点。
事实上，主要从事硅片、电池、组件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制造企业天威集团，从2011年起，净利润开始亏损，且亏损金额不断扩大，直至2014年亏损额达到101亿元。
在分析成因时，有媒体抛出观点认为：“仅光伏一个行业，就有近百家央企在恶性竞争，且绝大多数都是低起点的拼资金、拼投入、拼政府补贴、拼圈地、拼优惠政策，导致光伏行业陷入困境，也使得光伏行业被欧美发达国家卡住了咽喉。”
与光伏产业情况相似，风电产业由于“弃风限电”带来的消纳问题，始终是制约产业规模的首要阻碍。风电装机量全球**，盈利能力却相对脆弱。五大发电集团都已不同程度上涉入清洁能源产业，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推高本轮产能过剩的资本之手。如今，面对市场需求低迷的客观形势，“产能过剩”已然成为外界对于新能源产业的一贯认知。
求诊：对于新能源产业的结构性过剩，是否为央企盲目投资所致?对此，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理事长杨校生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所谓盲目不盲目，发展的快与慢，需要辩证看待。目前，社会普遍认为风电产业发展过快，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这是因为电网体质改革的慢。”
正如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为吴金希所言：“过去几年，我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呈现出投入大，上马猛等特点，地方政府积极性大，产值上得快，遍地开花。但也带来了过剩、技术含量不足、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一分为二看，不能全盘否定，也要有清醒心态。”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来看，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属于上述迫于国际新能源趋势压力所培育和发展的产业类型。当前产业发展所呈现出的矛盾和冲突，既有来自于企业在技术革新层面的滞后与延误，同样存在着中国能源机构体制、机制的客观现实。从两方面着手，央企的生态重构将更加有的放矢。
国内光伏市场需求虽快速增长，但技术、市场“两头在外”的现实困境，使得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
事实上，新兴产业的新生性和初期阶段性，使得投资模式受到既有观念、认知力、流程、组织结构性的惯性影响。在总结上一轮央企在新能源产业投资、布局特点时，有专家就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投资“重增量、轻存量”的突出问题。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有资本往往形成路径依赖，着重于发展新兴产业新项目。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利用手中充沛的资本以及政府资源优势，在各地投资新兴产业项目或兴建产业基地等，追求做大企业规模，正所谓乐于在“增量”上做文章。相反，在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升级方面明显滞后。
方向：无论是光伏或是风电，我们所看到的产业大国现象，只不过是“生产装配大国”。以高成本、高耗能、低技术为主打开拓国际市场，在产业链下游的低端徘徊将不可避免的带领中国企业走上“政策扶持—快速发展—产能过剩—综合治理”的老路。在产业链中低端竞争，对央企而言，无异于资源内耗。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应更加注重技术革新，寻求技术**，根本上去消除潜在产能过剩的隐忧，这将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持久动力。
纵观产业的外部市场因素，新能源产业就集中体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潜在需求疲乏问题。由于上网电价制、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以及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建设的相对滞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必然伴随着对现有技术产业格局和利益的冲击，使得体制环境与产业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在此方面往往陷入“盲巨人”困境。就多种层面而言，未来更需要政府发挥这只有形之手在激活市场、培育市场。
盲巨人在产业发展早期，政府是一个“巨人”，其行动也可以对未来的竞争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在这个时期它往往也是“盲的”，会由于无法预知自己的行动引发怎样的后果而手足无措。同时随着迷茫期的结束，公共机构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巨人了，其行动只能对结果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
曾参与国内“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对本刊记者表示：“纵观西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多个难点，其中之一就是市场培育问题，包括欧盟一些国家，不断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来拉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如光伏，主要靠欧美政府采购拉动起来。这也将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
关键装备制造业集中优势“兵力”
今天，当我们讨论战略性新兴产业时，一种带有抵触语调的央企“垄断”论调依然甚嚣尘上。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由国资委牵头发起的“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在2010年8月成立之初，便引来了媒体对于央企“垄断”、“主宰”之类的预测。
尽管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断强调，联盟要坚持市场化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切实避免重复建设。可这在“垄断论”持有者看来，无论是相关职能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可能给国企进军新兴产业提供特殊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极容易形成局部性、阶段性垄断。
求诊：国有企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布局，是否存在多数领域的垄断现象，在此，不妨以一组数据加以佐证。根据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民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中占比为63.5%，高于上市公司总体11.6个百分点，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主体。
既然，民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量中，占有**性优势。当下，我们在考量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化行为时，是否需要高度警惕和防备，参照高铁的成功先例，我们不妨以另一个视角评价“垄断”。
中国高铁起步之初，更多面临着来自于德国、日本、加拿大等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经过早期“市场换技术”的无奈后，以中国中车为代表央企，之所以能够在十年之内完成高铁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终实现高铁标准的成功输出，而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层面的集中推动力。
在时杰看来，国有企业解决事关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其实就是解决效率问题，工业化的初期一定讲求集中度，高效完成重大装备技术的**升级。按照工业发展一般规律而言，当工业相关的服务业开始外包时，即流程重组出现后，相关服务业，如销售、设计、人力资源等链条环节高度竞争的市场才逐渐形成。
方向：打个比方，如果将中央企业在过往5-10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看作一场游击战，未来，央企真正需要打赢一场漂亮的集中式攻坚战。
在2015年4月1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规划发展工作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丹华强调，中央企业要坚持立足于关系国家**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利用高新技术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产业整合和内部资源整合力度，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行业竞争力。
作为事关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眼下，我国大型客机每年花费在采购国外飞机上的支出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大飞机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近20年，为赶超美国波音、欧洲空中客车两大巨头，研发出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技术，国有企业仍需“垄断性”布局。
此外，在谈及新能源汽车产业时，柳卸林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伴随的不确定性，正如，新能源汽车发展到今天，依然不尽如人意。”
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初衷，更多是为了实现能源替代，从而摆脱石油资源的严重依赖。从国家能源**的高度，考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其问题与矛盾可谓盘根错节。
受制于现代工业的“沉没成本”，即使我国已经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政策扶持、价格补贴等方面狠下功夫，仍然无法扭转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加工和组装的产业链中低端跟进的现实。
沉没成本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在经济学和商业决策制定过程中会用到“沉没成本”的概念，代指已经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
从国际市场来看，德国作为*早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其新能源汽车技术已趋于成熟，而以聆风、特斯拉、福特等为代表的美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则以后起之秀的姿态，风靡全球。试想，如果继续发挥“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的集中性优势，实现中国电动汽车标准的“海外输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独领风骚或指日可期。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政策补贴主导下，产量大幅提升，但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严重受制于外资。
公共福利性产业国企、民企“联姻”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事关全民福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于竞争市场的高度开放，时常让三大电信运营商化身央企“投资低效论”的代言人。
根据财报，2014年，中国移动净利润为1093亿元，中国联通净利润120.6亿元，中国电信净利润177亿元。但实际上，三家运营商中有两家的净利润占收比仅为4%左右，而网络建设投资占收比要持续保持在30%以上。
随着提速降费呼声高涨，电信运营商应对举措却始终难以到达公众预期。此时，“低效的恶性竞争”成为公众归结央企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投资表现的典型话语。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对于新型面板显示产业的投资布局，同样充斥着“投资低效”论。作为国内较早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国企，京东方一贯坚持“高融资、高亏损、高扩张”的投资路径。上市14年以来，京东方募资总额超过700亿元，得到政府补贴56亿元，共亏损75.32亿元，成为新型面板显示企业“疯狂烧钱”的典范。
求诊：何为投资效率，它包含财务效益(微观经济效益)、国民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三方面内容。当下，我们在评定央企投资效率高低时，至少不应继续将盈利或亏损，作为**指标。
对于央企在这一领域出现的亏损现象，时杰接受采访时表示：“亏损本质是一种财务问题，它受规模、盈利、现金流三大因素的制约。评价国企的投资效率问题，应关注其规模和现金流。由于很多新兴产业具有战略性意义，一味只看盈利，对于其而言并不公平，盈利只是其长期目标。”
方向：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本质意味着国有资本的价值管理问题。如何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极大地考验着中央企业价值管理能力。
事实上，央企在近些年在进入与自身主业相关度不高的竞争性领域，的确存在着经营性亏损的客观现实。央企在未来竞争性产业布局中，应采取谨慎扩张性资本运营策略，在继续发展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对即将进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评估。
对此，2014年1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加强中央企业价值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中央企业要根据国有资本的特点，对于主业范围内的业务，要结合发展战略、协同效应、价值创造、能力匹配等因素，综合考虑经济增加值创造水平，动态优化价值链管理，突出重点、做强做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主业，要及时调整，有序退出。培育新的战略性业务要坚持审慎原则，严格论证，把握节奏，有序进入。
调整国有资本结构布局，提高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意味着央企要乐于与充满活力、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形成合力。其实，对于民营资本充足而活跃的互联网领域而言，中国移动的飞信与腾讯的微信已然成为两种企业发展模式的真实写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可能革新传统产业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形式，逐渐完成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大数据、云存储、物联网……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公共福利性产业，大多活跃着**性民营企业的身影。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无论是传统银行业对***等互联网金融产业的抵制与排斥，或是出租车行业对滴滴专车(打车)业务模式的阻挠，突如其来的“互联网思维”，多少让其有些难以适应。然而，换一种思路或模式，技术与市场的充分结合带来的则是产业发展的全新图景。由于民营企业有着天然的敏锐度和活跃度，更善于进行商业模式的**，因此，民企更多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配合的应该是服务领域，而央企结合更应结合主业优势主导技术**和**制造。
